四川省瀘州高級中學校

西安事變的背后

高2010級18班 黃行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在國家、民族的危亡關頭，置個人的生死于度外，毅然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放棄了長期堅持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啟了全民族抗戰的光輝里程。西安事變的偉大歷史功績早已為世人所公認，張學良、楊虎城將軍也因此被贊譽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然而筆者認為，充滿濃烈“兵諫”意味的西安事變本身并不能促使強硬的蔣介石接受張學良、楊虎城及中共的抗日主張，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才是關鍵所在。以往史學界在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問題的研究上多側重于對中共方針、作用的研究，以及客觀原因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觸動作用，而忽略了發動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有鑒于此，筆者不揣淺陋，欲根據手中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資料，對張學良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作一論述。　
　　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他并沒有將蔣介石排斥在抗日統一戰線之外，而是提出“逼蔣抗日”的。早在1936年3月，張學良與李克農在洛川會談時，張學良就針對中共的“反蔣抗日”方針，首次闡述了自己的觀點:“要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參加抗日戰爭，是不是可以包括蔣介石在內呢”。1936年4月9日，當張學良與周恩來在膚施舉行會談時，張學良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然要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參加，那么蔣介石也應包括在內。他是中國現在的實際統治者，我們發動抗日戰爭，如不把他爭取過來，困難是很大的”。張學良認為:“蔣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但他有個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認為必須先消滅共產黨才能抗日。”張學良深知蔣介石的一貫固執，也考慮到做其工作的難度，他指出，必須用最大的力量爭取，想盡一切辦法爭取。張學良還明確地向周恩來提出具體辦法，那就是“你們在外邊逼，我在里邊勸，內外夾攻，一定可以把蔣介石扭轉過來”。膚施會談后，張學良按照最初的設想對蔣介石展開了艱巨的工作，在多次勸諫、苦諫乃至哭諫不果的情況下，張學良與楊虎城一道斷然采取了“兵諫”的方式。事實證明，張學良擁蔣抗日的決心早已有之，這不僅是他發動西安事變的思想基礎，也是他堅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思想前提，注定了張學良在對事變的處理上，必然采取和平解決的方針。
　　　　西安事變發生后，在局勢極其復雜緊張的情況下，張學良及時發表對時局的宣言，闡明自己發動西安事變的初衷及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爭取輿論的支持，并且敞開大門歡迎各界人士入陜共商抗日大計。事變當天，張學良立即電邀中共派代表來西安共商善后大計，繼之致電馮玉祥、閻錫山、李烈鈞等中間人士和地方實力派，披肝瀝膽陳述自己的愛國、護蔣的誠意，張學良希望通過此舉能夠獲得他們的支持和理解，力邀他們“或遠賜教言，或躬親來陜，開誠指示，共謀國事，力挽危舟。事變當天，張學良還專門給孔祥熙、宋美齡發電:“如欲來陜，尤所歡迎。為促成與以孔、宋為代表的南京主和派實現談判，1936年12月14日，張學良欣然允許宋美齡的代表端納到西安探視蔣介石。16日，端納再次入陜后，向張學良轉達了宋美齡提出的可否以宋子文或顧祝同代替孔祥熙來西安的請求。張學良旋即應允，并致電宋子文和顧祝同:“此間同仁均極歡迎，在陜安全，弟可保證，請即早日命駕，無任企盼”。同時張學良再次致電中共，請派全權代表來西安共商大計。在張學良的邀請下，各地方實力派的代表云集西安，在全國造成了一種和平解決事變的良好氛圍。
　　張學良深知蔣介石能否轉變態度，接受八項抗日救國主張是事變和平解決的關鍵所在。為此，張學良在事變后曾多次謁蔣，雖屢遭蔣介石的呵斥，仍不厭其煩地勸諫，希望其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在日寇大舉入侵的情況下，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與此同時，為防止以何應欽為首的南京主戰派對西安的武力進攻和狂轟濫炸，為和談創造有利條件，爭取蔣介石改變態度，張學良又請求被扣在西安的南京政府軍事委員會高等顧問蔣百里出面，充當蔣介石改變態度的臺階，蔣介石態度由此松動。后來蔣從端納和宋氏兄妹的口中得知張、楊并無加害之意，不僅同意派人持停戰令去南京令何應欽執行，繼之又委托宋氏兄妹出面談判。這說明蔣介石已原則上同意了張、楊提出的八項政治主張，蔣介石態度的轉變使談判成為可能。在張學良的多方努力下，從12月22日下午開始，以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為代表的西安方面與蔣介石的代表——宋氏兄妹開始談判。最終，在蔣介石口頭答應接受張、楊提出的八項主張后，西安事變宣告結束。 
　　　張學良于1936年12月25日下午親自送蔣介石離開西安并非張學良一時沖動，而是經過慎重考慮后的重要決策。西安事變發生前后張學良曾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表示:“介公果能積極實行抗日，則良等束身歸罪，亦為(所)樂為。”只要蔣介石領導抗日，他會隨蔣入京請罪，“誓所不辭”。25日下午，張學良力排眾議親自送蔣，足以證明張學良此前所言并非完全出于策略，而是真有此意。82張學良送蔣回南京，充分表現了張學良為了國家民族，置個人生死于不顧的英勇獻身精神，為確保事變的最終和平解決，具有積極意義。張學良送蔣回南京是西安事變能及時和平解決的一個重要環節，是處理當時復雜局勢的果敢之舉，也是他當初發動“兵諫”的動機和目的的具體體現，否則，事變不知會發展成什么結果。在這個關鍵環節上，張學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毛澤東在1937年1月會見史沫特萊時所講的那樣:“西安事變中，國內一部分人極力挑撥內戰，內戰的危險是很嚴重的。如果沒有12月25日張漢卿先生送蔣介石先生回南京一舉，……則和平解決就不可能。兵連禍結，不知要弄到何種地步。” 　　
　　　　　綜上所述，西安事變的發生乃至和平解決成為扭轉時局的關鍵。它與事變的主角張學良的極力斡旋和巨大犧牲是密不可分的，張學良作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主體地位以及發揮出的決定性作用，他作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首位倡導者和實施者的歷史地位，是應該給予充分肯定的。